《国企改革家:市场的博弈者》简介

《国企改革家:市场的博弈者》聚焦改革型企业家。我们谈论中国企业的改革是关于中国国企的改革,改革型企业家是具有强烈企业家精神的国企领导人。本书选取了秦晓、马蔚华、宁高宁、宋志平、高西庆,这五位处在不同时势、不同行业领域的卓越企业家。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体制内不断突破的可能性与多样性。在市场博弈过程中,他们彰显了国企改革家的生存智慧与战略领导力。


应该说,这卷是思想型企业家的延伸和扩展。借用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的一句话:“行动英雄成就思想大家。”他们肯定是当之无愧的行动英雄。他们都把自己管理下的企业做成了行业的领军者,他们甚至重建了一个行业的秩序。他们是改革家,也是思想者。


如果说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则是这个特殊群体中的特殊者。他们具有先天的优势,拥有优良的政府背景,掌握丰厚的资源,还有政策、制度上的种种便利。但正是这些利好让他们饱受诟病,事实上,这些利好往往也是他们前行的束缚。背后是强大的政府,他们不仅要关注市场的不确定,更需要关注制度、政策的不确定性。他们要向市场妥协,更需要向政府妥协。国家经济改革,他们的企业首当其冲,但在改革的路上,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周旋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把握好体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平衡,稍有不慎,多年经营的事业和自己的名声都将被颠覆。


他们在企业鞠躬尽瘁,操劳一生,他们把企业做到行业的领军者,却在自己的企业家的身份定位上迷茫。产权那道他们跨不过去的坎,使得他们终究退居在“职业经理人”的名号下。


相比于民营企业家,他们更需要有使命感、责任心的驱动。因为他们背负各方风险和种种误解为企业倾注全部,所得成果却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而事实上,他们在企业经营之外,思考得更高、更远。


秦晓有着极其深厚的经济学理论。他带给我们这个时代深刻的思考,不仅仅是企业,还有对文革的反思,对国家的宪政、人的自由价值、现代性的深度思考。


马蔚华和宁高宁是典型的职业经理人,精于关注,沉“技”前行,他们对细节的关注,他们的产品意识正是国企改革的价值所在。马蔚华频频出台,讲述自己多年来的银行从业经验,以及对金融的深刻理解和剖析。宁高宁则在中粮编辑了一套《宁高宁管理文集》。他们都愿意把多年积攒下来的宝贵财富不加保留地传给后来者。

 

宋志平的在做大做强央企之余,更大的志向在于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教育和培养,立志成为企业思想家。


高西庆这些年做的是通过外汇储备这方面的主权基金投资构建一种国家能力,这既是他管理下的企业行为,也是他的个人抱负。如今的高西庆已成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在教育领域发挥他的光热。

 

这是时代的大幸。在新一波改革浪潮中,有这样一批人在前方为我们探路,引领我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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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推荐序:企业家的改革担当

 

改革开放35年了,从“士农工商”的传统到今天社会精英纷纷创业的大气候,中国社会观念在一代人时间内发生的变化,我们这些亲历者可能已经习焉不察,但退远一步来审视,不得不赞叹这个社会蕴藏的变革动力。 

然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仅社会习惯于把“企业家”和“商人”混为一谈,而且对于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也是语焉不详。翻开教科书,改革的历程是一次次重要的会议,通过一个个重要的决定,然后举国上下按照一轮轮高层战略部署,齐心协力迈向现代化……真的是这样吗? 

关于改革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问题,去年去世的科斯,生前最后一本书《变革中国》为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最为重要的发展并不发生在其中心,而是在它的边缘,在受国家控制最弱的地方”,这种“边缘革命”的解释自然有其合理性,但科斯本人毕竟没有来过中国,对中国的研究依赖二手材料。我的体会是:真正的企业家是善于调动各种资源的,不但能觉察到未来的趋势,同时还能把各种约束条件变成商机,为社会创造价值,这一点不论国企、私企、外企都一样,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在具体的某个阶段,中国改革进程是顶层设计与底层个案突破的一个合力,硬要将两个变量分开探究,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不妨让我们看看中国开放过程中的一些细节: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个月,袁庚已经在酝酿对外开放的具体步骤,并且提出了蛇口工业区的设想,蛇口工业区1979年成立,一年以后深圳特区才成立;1984年被称作“中国企业元年”,联想、海尔还有万科在这一年诞生,而这一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转向城市的转折点,借着今天的后见之明,我们知道这个转折中蕴藏的城镇化机遇,但是回到30年前的微观层面,直接鼓舞这些企业的,其实是个人做一番事业的雄心;再早些的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引进的观念与技术,却催生了旧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企业家,8年前我去无锡参观荣德生的梅园,感触颇深:荣家出钱修建了这个公园,作为给这个城市的礼物,今天这样有担当的企业家不多;第二,荣家做面粉,进口的是德国磨面机,但荣家是将技术、设备、管理和人才同步引进的,而我们改革之初,曾搞过“洋跃进”,盲目引进先进设备,没考虑引进先进管理和技术人员,结果这些设备烂在荒地里;此外荣德生曾给政府提交过一个地域经济发展的建议书。其实就是现在的苏锡常规划,一位做面粉的企业家有如此的格局,令百年后的我们自愧不如。

“企业家”的英译是“entrepreneur”,相比之下,中文的意义要窄很多,近乎于“企业管理者”或“企业管理家”,而没有英文中“奋进”的涵义,什么是“奋进”?奋进就是不满足于现有的流程与组织安排,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不断地自我更新。或者用本书的分析框架来说,中文的“企业家”偏向于工具理性的一面;而英文对译“entrepreneur”则偏向于价值理性的一面。一个社会总是有一些传统、规范和模式,而认识到这些模式存在的问题,重新组织要素,并为社会创造价值,这就是企业家精神。然而重新组织要素,意味着重组利益格局,在某些情况下,意味着付出个人的代价。

褚时健是我很尊重的一位企业家。今天大家都关注他的“褚橙”和之前的遭遇。但我之所以格外尊重他,是因为他的一生,体现的是生命的硬度,是企业家的真正活法。褚时健解放前参加革命,1957年反右不幸被打成右派,后来摘帽,无论做造纸厂还是做糖厂、烟厂,样样拔尖。所以他在耄耋之年再创奇迹绝不是偶然的,他骨子里天生有一种企业家精神,而且尤其不容易的是,他不是在西方法治完备、私有产权的条件下做企业,而是在中国市场经济缓慢苏醒的过程中,成为突破体制局限的先锋。

与袁庚、褚时健等人相比,这一卷选取的企业家秦晓、宋志平、宁高宁等人处于不同的时势下,他们出生的年代是1947年到1958年,大致相当于美国战后“婴儿潮”一代,而他们的实践领域,都围绕着“大国企改革”这个终究绕不过去的坎儿。企业不论所有制结构如何、规模如何,都会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管理层稳定性和创新力的矛盾、多元化与专业化的选择、资金短缺或资金过剩带来的挑战等,从这些企业家的访谈中我们看到,对上述问题没有普适的做法,因为各家企业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细节不尽相同,做出战略决策时所处的营商环境更是千差万别。与民营企业家群体不同,书中这一批企业家向我们展示了在体制内不断突破的可能性与多样性。

因为这一批企业家把各自的企业带出了新的格局,并且这些企业此刻仍然很成功,相信本卷值得所有关心中国改革前沿的人阅读、思考。本卷也试图给这一批企业家做出历史定位,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也必然会引发一些讨论。对此我们大可不必回避,袁庚、褚时健甚至更早的荣德生等人,当年也是在赞誉与争议的包围中咬牙前行——真正的改革型企业家最初都是不被理解的,在黑暗裹挟下感知到远处隧道尽头的亮光,鼓舞起身边昏睡的人们,向着愿景奔跑,正是他们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