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简介

《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研究丛书由正和岛出品,由正和岛研究院承担课题项目,丛书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出版。丛书系统研究中国企业家精神,并加深对全球各国企业家精神的了解和解读,在多维度对比研究中,发掘、发现、总结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特质,为前人总结、后人铺路,使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和真知、管理思想和领导力理念等,得以在全球范围被认知、分享和学习,加强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在国内外被正确认同、受尊重的地位。

 

《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研究丛书系列至今已出版两卷:《谁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家》(2014年1月出版)、《国企改革家:市场的博弈者》(2014年11月)。

丛书核心人员

正和岛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研究总宣传

吴建明大使总序

研究中国当代优秀的企业家,是我长期观察世界、观察中国,逐渐形成的一个想法。我以为,研究企业家这个群体太重要了。

中国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结果。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没有企业家,也没有民营经济。但是,今天中国有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民营经济的总量占到中国经济的65%,创造了近80%的就业机会,这个成就非常了不起。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要解放生产力。生产力是由人、产品和生产工具这三大要素组成的。过去我们对“人”的理解是片面的,认为人就是劳动者。其实这个“人”应该包括企业家、发明家。而我们过去讲的生产力中的人,是排除企业家的。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当时我们认为企业家是剥削者,是打倒的对象、消灭的对象、改造的对象。我们不仅要改造老一代的企业家,而且还通过一次又一次运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绝不允许新的企业家出现。结果是什么?大家都看到了,结果是中国商品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票证越来越多,人越来越穷。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调整了中国这艘大船的航向,决定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采取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行动。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宴请商界五老——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和周叔弢吃火锅,推动他们出来办公司。邓小平很明白,要发展必须解放生产力,企业家就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必须给企业家的成长打开一条通道。荣毅仁就在邓小平的委托下办了中信公司,越办越兴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小平的这一行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带来了中国企业家辈出的春天。

改革开放以来,曾出现过三次创业的浪潮,这三次浪潮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企业家。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兴办乡镇企业,过去人民公社里的一些干部、一批优秀人才成了兴办乡镇企业的主力。第二次浪潮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人的思想大解放,一批干部、知识界的精英下海办公司。第三次浪潮是进入21世纪初,一批海归派回国兴办企业。这三个浪潮,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没有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去奋斗,去拼搏,去创业,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企业家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应当名垂史册。

然而,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从旧时代发展而来的。中国的现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旧思想的惯性,诸如封建时期轻商的惯性、革命时期把企业家视为打倒对象的惯性,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今天中国社会上的一种仇富情绪就是上述惯性的表现,一个仇富的社会肯定是缺乏生气的社会。仇富情绪的蔓延会打击人们创业、创新的积极性,不利于解放生产力,不利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今天中国大学毕业生择业的首选是当公务员,这并非是一件好事。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进步源源不绝的动力,是来自创业和创新。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初,乃至21世纪头几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大学毕业生的首选是下海、创业。

中国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要进步、要发展,必须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研究中国当代优秀的企业家,研究他们成长的过程,研究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从失败中爬起来继续奋斗,研究他们的成功之路,研究他们的个性和共性,这是一件很值得做的工作。这项工作会给企业家正名,给当代中国青年带来众多的启示,转变他们的观念,推动更多的优秀青年去创新、创业,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动力。

中国社会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全世界都赞叹不已。但是,毋庸讳言,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今天的中国面临着诸多挑战,人们经常谈论中国面临的三大危机:信仰危机、诚信危机和公信力危机,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正视的挑战。

我想了很久,这三大危机是如何出现的?这三大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新的主流文化尚待构建。

中国人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不一样,全世界(除中国以外的地区)85%的人信教,而中国85%的人不信教。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的行为是由文化来规范的。

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曾经经历了百家争鸣的时期。当时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中国向何处去?”是当时中国人关注的大问题。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这次思想大解放催生了一批思想家,诸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韩非子、墨子等。我们今天读他们的有些著作,还能感受到他们的思想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逐渐形成以儒家为主线的封建主流文化。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时两千多年,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都相当长,长的有三百多年,短的也近百年。这种现象,在西方文明史上是不多见的。中国的封建王朝之所以如此长命,是因为中国存在着一个主流文化,可以改朝换代,但是主流文化不变,一以贯之的封建主流文化保证了封建王朝的稳定。

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迎来了又一次百家争鸣。中国人在列强的欺凌之下,痛定思痛,认识到要前进,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所以,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是革命的需要。因为,如果大家都遵守孔夫子的教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么革命就是非法的,是大逆不道的,根本就不应当进行。

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革命对中国的封建主流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冲击。革命总是矫枉过正的,本来革命成功后,我们就应当像毛泽东主席在革命时期所提出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华文化,剔除其糟粕,继承和发扬其精华,构建新的主流文化。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原因,这项工作没有人去做。相反,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次又一次运动,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对中华文化的否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

文革结束后,我们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大批外国人也来到中国。我们走出国门后发现,世界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象的:全世界2/3的人还在受苦受难。恰恰相反,发达国家的情况要比我们自身的情况好得多。

打开国门后,我们看到了外部世界的精彩,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外国的东西比中国好,现代的东西比古代的好,新的东西比旧的好。所以,今天中国人给公司、商品取名字,总要沾一点洋味。这是一种社会现象。

主流文化的缺失,是导致“三大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重新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我以为,有待构建的中华主流文化,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一是中华文化中经过两千多年的实践,证明是真善美的东西,我们必须将它们纳入中国正在形成的主流文化中去。

二是我们在不同时期打开国门后,从国外学到的好东西,我们必须把这些好东西吸纳到中华主流文化中去。

三是100多年的革命所创立的、经过实践证明的好东西。

我所说的新的主流文化有待构建,并不意味着这种主流文化在今天的中国完全看不到。新的东西总是在旧的母体中逐渐发展形成,中国新的主流文化也不例外。中国30多年的大发展,这么伟大的成就,没有文化的支撑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条战线上,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人。他们当中有国家干部,有知识分子,有企业家,有工人、农民,他们在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工作中,孜孜不倦地探索,不畏艰险,敢于拼搏,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优异成绩。这些人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身上具备的精神就是新的中华主流文化的体现。

构建新的中华主流文化,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若干代中国知识分子长期努力才能够完成。构建不能从概念出发,而要从事实出发。因此,就要研究这一批中华民族的脊梁,特别是企业家。

由我本人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先生共同发起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研究”项目于2013年5月初正式启动,本项目由正和岛研究院管理执行,邀请财经知名作家苏小和先生为本丛书主笔。苏小和先生撰写的这本题为《谁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一书,就是对研究中国企业家有益的探索。苏小和把中国的优秀企业家同外国的优秀企业家进行比较,这个做法是可取的,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的优秀企业家。

是为序。

 

 

吴建民

2013年初冬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