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周其仁教授于5月份担任正和岛商学院以色列游学随团导师,归来两个月后再次公开发声,在上海市“十三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座谈会和陆家嘴论坛活动上,把以色列的创新谈了个通透,环境的浓度、教育、军事、宗教,以及我们该做些什么,都在下面的文章里了。强烈推荐!(现据记录整理稿刊发。)

 

最近,我和正和岛商学院三十几位做企业的朋友一起去访问以色列,那是真受到触动。我们通常是白天访问,晚上讨论一下观感。我问过这么一个问题:在这个号称“创新的国度”里,我们究竟观察到哪些新东西?

 

有人说,所有犹太人的门上都有一个装置(里头装了希伯来圣经里头的一段话)。我说,这种东西国内一些地方也有,那是信教家庭的一个吉祥物,不信教当然没那个东西了,何况早就有了的。还有人说,进以色列海关不要求填表(不填入关表)。那么一个敏感地区,VISA审查很严格,但只要盖到VISA以后,入关手续极简单,这说明他们对自己的信息技术和安保技术有信心。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新鲜的?在以色列坐大巴,感到司机服务有什么不同吗?到圣城看满街的小商贩,跟国内有什么区别啊?他不也在那儿摆地摊吆喝,整天等着过路的人去买东西吗?特拉维夫的酒店,有什么特别的?固然比我们的宾馆朴实些(没那么奢华),但也谈不到创新。最后,讨论下来大家觉得,也没在以色列看到多少新东西;就直接观察而言,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还不是该干嘛干嘛。

 

现在以色列人口不到八百万,只是上海市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居然拥有三点八万名科学家!它的国土面积,比北京市还小。但你看它高科技部门,贡献了总就业的百分之十,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十五,以及出口的百分之五十。至于研发经费高占GDP的百分之四点二,更雄踞全球第一。其他如初创企业、风险投资以及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数量,则分别名列世界前茅。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无论到访哪家科技机构,人家都可以自豪地拿出一张单子告诉你,有多少“改变世界”的关键技术,是来自以色列研发中心和以色列初创企业!

 

我就问同行的企业家们,究竟怎么理解创新?其实,创新是少数人的活动。创新从一个个新想法开始,但新想法总难以在多数人那里获得响应。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一般总是依托传统、远离创新,甚至对立于创新的。这就是创新的困难所在。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创新”才变得强有力?从经验看,可能是把支撑创新的力量凑到一起,把有想法、愿冒险的人凑到一起,达到一个起码的浓度,恐怕是所有条件中最重要的。

 

但是,一旦把创新的要素汇集在一起,创造了奇迹,会让其他看来平庸的部门和人口沾光。比如以色列理发师,就比中国理发师赚钱赚得多。他为什么赚得多?讲到底,是科学研究、科技创新这些活动,有很强的外溢性。以色列企业家厉害、科学技术专家厉害,但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厉害。剩下是外溢效果,各个部门包括生产率不高的部门和人,如以色列理发师,也可以分享创新收益的外溢。其实,人类从来如此。难道我们大家没有享受知识外溢的好处?我们没有享牛顿的福、沾爱因斯坦的光?所有没有直接参加发明创造纺织机、蒸汽机、铁路、飞机、电话、电报直到互联网的人士,其实,多多少少,都沾了瓦特以来创新分子的光。

 

所以,兴国之道,就是创造条件鼓励创新,特别要把创新分子汇聚起来。同时,把创新成果覆盖到国民经济里头去。最后,连剃头的、扫地的,都一起沾光。

现在大家都承认犹太人厉害。其实,过去分散在各个地方,哪里看得出犹太人厉害?“二战”的时候,被纳粹杀了六百万。所以,现在回顾当今以色列的成就,最早的起源,可能是犹太复国主义那么一个想法:那就是要把犹太人聚到一块,构成一个国家,有个保护壳;然后让里头最厉害的人,创新出成果,去罩住其他不那么厉害的同胞。在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也是聚到一起,才有更多的裂变。比如硅谷。

 

以色列教育,跟所有其他国家教育、特别是中国教育,是完全不同。我们去了以后在IDC(一家商学院),正经请了一个高学位的拉比(犹太语“智者”的意思,多为传教的长老)给我们讲课。他的题目是:教育怎么塑造了以色列的历史。他用不多的几张PPT,就把问题讲清楚了。

 

他首先说,所有犹太人,人人从小开始,就要接受两本书的教育:一本是希伯来文的圣经,还有一本叫《塔木德》。后者是两千年来,世世代代杰出的拉比阐释希伯来圣经的思想集合(共二百五十万字,很厚、很厚一大本羊皮书),里头也记录了大量民间智慧、民间故事。

 

这位拉比讲,他们犹太人从小就拿这两本书读,要反复读一辈子。他说,所有犹太孩子的妈妈,第一责任就是教育孩子,奶奶也要教育孙子,教育是犹太妇女最重要的天职;从小家庭教育,世代遗传。一岁怎么教育?就是给他讲这两本书里的故事。犹太孩子到五岁,基本把这两本书里的故事都听过了。然后就正式跟拉比学习。拉比很讲究学习仪式:第一天上学一定要穿新衣服,让孩子知道学习是开心的事;对新来的同学,大家要热烈鼓掌欢迎;第一堂课教孩子些字母,是用蜂蜜写在干净的石板上,孩子念完就可以把那个“字”舔掉,或者给小孩发一块糖,每人吃一颗开始学习——使孩子觉得,学习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情。

 

拉比接着说,以后犹太人怎么来来回回读这两本书呢?靠讨论式的学习。两个人看一本书: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什么意思,互相讨论式。它是有点怀疑论哲学,包括对上帝、对“圣经”,鼓励学生question它。犹太人提倡批评式教育,从小就这样。犹太人的教育,不是说拉比讲的就是真理,学生记住会背就行了;而是鼓励挑战、提问题。为什么犹太人思维厉害?他就是从小受这套思维方法的影响。

 

访问期间,请到以色列第一位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阿龙·切哈诺沃教授来做讲演。他讲,从小他的妈妈就这样教他:“走进一条河,你可以顺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但是,你要永远逆水走。”这奠定了他一辈子的人生态度。一脉相承,《塔木德》里也有一句话,大意是“人们都不同意的事情,做起来反而容易”。

 

阿龙还说,每天放学回来,犹太妈妈不会问教了什么、学了什么,更不问考试成绩怎么样。她就问:今天你问了什么问题吗?你问了有意思的问题吗?我觉得,这是人家的宝贝。实际上,教育要开发智力,提倡好奇、把问题看得比答案还重要。这是以色列人思维真正厉害的地方。

 

犹太人永远相信:土地会被夺走,财富会被拿走,但知识拿不走(从小就教育孩子这个道理)。所以,以色列人最相信,就是human capital。这个人力资本理论,终于在以色列找到了一个最彻底的应验场所。

 

我开始觉得,以色列周边强敌环伺,保家卫国是第一优先,而军队靠纪律、以服从命令为主导,应该不容易形成鼓励创新的文化吧?这是我当时的一个问题。最后找到了答案。

 

第一,以色列全民皆兵,国家财力很大程度资助军队的研发系统,财力充分保证。因为以色列如果没有高科技,它是没法在残酷的环境里头生存的。

 

第二,军队研发系统全是最好的教授领导。以色列四所顶尖的大学和研究所,都由一流教授主持军事科研。

 

第三,所有以色列高中生必须当兵,挑当中最优秀的人进军队研发系统。一流的青年学生感觉最光荣的,不是入美国哈佛、耶鲁名校,而是被挑进以色列情报部门或军队科研局。

 

第四,以色列是靠民兵打出来的天下,所以正规军队的等级制还不那么强,穿着军装的研发人员一般“没大没小”的,第一线的人有很大的发言权;包括立题,到底干什么谁说了算?不完全是自上而下,也鼓励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

 

第五,当兵三年退役后,以色列还有预备役制——每年要有一个月重回部队去——这把等级制更加打乱了:你在公司是个老总、在政府你是个局长,但你回到预备役部队,遇到的领导,可能就是你原来的下属。这也有利于他们之间激发创新思维,没有被等级约束的桎梏。创新,就要这样的环境。

 

据说,硅谷的美国科技巨头们,对下属的以色列研发中心的犹太同事们,真是又爱又恨。这帮家伙出活,但可不容易领导,因为常常爱问他们的上司:为什么是你领导我?为什么不是我领导你?

 

有人问:他们的头头不反感吗?答案是:出活啊。最后会出创新成果,你认不认?其实,这也是创新的必备条件之一。所以,我们别以为,仅仅是犹太人的聪明才智起作用。不完全是。更重要的是,有没有鼓励人们发挥聪明才智的氛围和环境?如果这个没有,聪明才智向别的方向用,创新就难了。

 

讲科创,其实里面包含知识经济的三个环节: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应用。这三者需要的体制和文化条件,可能有一些不同。

 

我的看法,中国目前最强的是知识传播,其次是知识应用,最薄弱的是知识生产。咱们的教育,论问题还有不少,但总起来看,教育普及还不错,无非就是把天才的思想或发明,批量变成大家都能掌握嘛。但是,知识生产(原创的创新),跟知识传播(教育),是不同的。

 

知识生产,还是要讲点特殊,要保护少数、尊重个性、承认天才,没有人人都行那回事。从哥白尼、牛顿到爱因斯坦,包括陈景润,一共也没几个头脑;但知识一旦生产出来,经过教育普及和市场应用,可以让全人类分享受益。看到这一点,要理直气壮地支持知识生产,不受流行观念的干扰。

 

多数大学的功能,就是教育。但是,研究性大学,要给点特殊政策:怎么给钱,怎么建立比赛规则,怎么让它跟国际学术界建立联系。

 

至于知识应用,还是市场机制、利润驱动最管用。对风险大、失败率高的事情,唯有开出“超级大奖”,才能动员人们前仆后继。

 

这样看,上海建设科创中心,可能要“高低杠”并举——“高杠”是“高杠”,“低杠”是“低杠”——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知识生产需要的,可能就是希腊城邦传统里的那一套:“精神贵族”衣食无忧(今天看花不了多少钱),对话、质疑、挑战,密集的思想交锋、冲撞,享受思维过程、不问收获和成果。要尽可能创造这种知识生产的空间。

 

另外,即使包括知识应用的创新,也不要以为一个地方时时处处都在创新。即使以色列这样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也做不到时时处处人人都创新;而无非就是集聚起那几个大学和研究所、一批创新产业园、一批创投基金和一批创新公司。我们要足够重视“群”的环境,毕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上海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进军,也应当奋力对知识生产下注:上海坚持每年把GDP和财富的一个比例,拿出来支持基础科学研究。上海要塑造起在全国、东亚对科学投入最慷慨的城市形象,且只管投入不问产出。上海能不能明确鼓励上海的重点大学、科研院所,冲着诺贝尔奖去奋斗?争取对基础科学研究作出贡献。

 

在以色列访问时听说,犹太人占人类总数的千分之二,但得过诺贝尔奖的犹太人,包括国内国外有一百六十五人,占诺贝尔奖得主的百分之二十。我想,我们中国人口占人类百分之二十,获诺贝尔奖能不能占到千分之二?如果可能出这个千分之二,那么,国内最可能在哪里捷足先登呢?上海应该有机会!至少这方面的可能性,比广州、深圳、香港,总要大一些吧。如果说,“十三五”时期内,在知识的市场应用方面,上海不一定走得到深圳、北京中关村前面去,但在知识生产即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则是完全可能做得比其他地方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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